不過，《空洞的十字架》和加賀恭一郎系列走的並不是同一條路。加賀的刑警身分在大部份時間僅僅是一個讓他參與案件的理由，就我記憶所及，整個系列不曾涉及「人與公權力的關係」，加賀從頭到尾都更像是一個「私人」而不是「公權力執行者」。
在《空洞的十字架》中，東野圭吾直接對刑事制度的意義提出了質疑。然而說實話，儘管有這麼宏大的命題作為出發點，馥格並不認為《空洞的十字架》是一本成功的推理小說。
從「推理」的角度來說，故事中的案件不涉及詭計，最大的懸念在於「不合理的動機」，只要猜出各個角色間的人際連結，真相也就呼之欲出。而在劇情方面，為了「真相」，也為了呈現不同處境的人物對刑罰不同的觀點，全書字裡行間充滿了「命題作文」式的雕琢痕跡，讀者彷彿可以想像出東野寫作的步驟：
先決定「這個故事要談死刑」，然後試著讓「加害人」、「被害人」、「遺族」等關鍵角色間建立必要的人際關係，最後舖排情節、設計伏筆……整本書中的人物和劇情都顯得充滿「功能性」，缺少了觸動人心的寫實力量。
這種人物和情節塑造上的特點，並不是《空洞的十字架》一書獨有的現象，以「神轉折」聞名的東野圭吾作品，多多少少都利用了「超乎常理」的人事物來製造結局的意外性：比如伽利略系列短篇集中普通人連聽都沒聽過的物理技術（超乎常理的犯罪手法），長篇作品中作出『現實中沒有人會願意的犧牲』的角色（超乎常理的人物），以及複雜／緊密程度超乎尋常的人際關係（為了避免爆雷就不舉例了）。在主打「不可能犯罪」的伽利略系列中，極端的角色和過份巧合的劇情不算是缺點（至少我個人很喜歡《嫌疑犯 X 的獻身》和《聖女的救贖》）；但《空洞的十字架》是一本偏向「社會派」的作品，因為劇情和人物不夠寫實而無法讓讀者產生同理或共鳴，我認為這是一件很失敗的事情。
總結來說，如果要馥格推薦《空洞的十字架》，我大概會把它介紹給東野圭吾的新讀者或比較少接觸社會派作品的推理迷。因為對不屬於這 2 類人的群體來說，我想《空洞的十字架》並沒有優秀到「非讀不可」的程度。